“最开始的时候,有两个故事方向,最早的是想通过一个湘菜馆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直到疫情的变化,来再现长沙的夜生活。”张冀坦言这种叙事模式类似于《中国合伙人》,自己比较擅长。后来,考虑到这种叙事方式对于新时代的城市变革缺乏突破性,便使用了当下人们看到的这种文本处理方式。陈学礼:所以就又重新回到你们最先的提问。纪录片是一个概念,民族志电影也是一个概念,纪录片没有唯一的形式,民族志电影也没有唯一的形式。但现在的环境给大家看的就几乎只有唯一的形式,所以这是目前大家看民族志电影和纪录片时面临的一个比较局限的地方。拿纪录片来说,如果说拍一部电影、一部纪录片,拍得像诗一样,是一种可能;有一个人一直在讲话是一种形式;像我最早拍的德国老师教的纪录片,只在旁边观察,不做任何介入也是一种方式;后来我自己慢慢从中解脱出来,把自己带到影片里进行拍摄,这也是一个可能……所以纪录片和民族志电影的形式是有多种可能性的,而且多样形式的可能性再加上人的不同性,民族志电影的活力和实验性就正好可以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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